陶冬：准确的预测来自多看多走多想
陶冬在新浪上的博客，已有240多万人次的阅读，作为一个纯经济学的严肃博客，实属罕见。这也应了他的观察，“中国老百姓对宏观经济的关心程度，比其它国家更甚。”
他一年有超过7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拜访客户、实地调研或参加各种会议，在漫长的旅途中，他用笔写下大量所思所想。本篇采访的一半内容，即是陶冬在车上所写并传真过来，随后再通过电话补充。
陶冬说，准确的经济预测，来自于“多看、多走、多想”。不光与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保持密切联系，他还广泛接触“市贩走卒、家庭主妇”，陶冬认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经济生活中的大问题。”
陶冬在财经媒体上所开的专栏，忠实读者甚多；他的观点，对市场影响力甚大，CCTV2的《证券时间》每周一早上都要介绍他对未来一周的经济预测。作为投行的经济学家，他对市场有高度的敏感，“投行经济学家只有一个存在的理由，那就是替客户赚钱。”
不过他也强调，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心想社会”。
陶冬说话语调平缓，平时不苟言笑。当他与谢国忠在同一论坛演讲时，往往会出现冰与火的感觉，两人都极富感染力，让听众如痴如醉。谢国忠是语速赶不上思维的速度，听众又跟不上他思维的跳跃，大量汹涌而至的信息和观点簇拥着听众往前。
而陶冬同样出口成章，不过大量的数据和模型已精巧地镶嵌在其观点当中，他的演讲极富逻辑感，修辞冷峻，发人深思。他声音不大，说到精彩处，才略有手势配合。听众往往感觉到冰山前的压力，浮出水面的部分扑面而来，水面下更是深不见底，会不由自主地跟随他的思维前行。
因为陶冬知道，“你有再好的想法，也必须想办法让听众听到，听进去，半年以后还记得。所以我们的故事不仅要观点准确，还要包装得好。”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成为国民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老百姓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注从GDP到CPI，到粮食和猪肉价格，到央行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专业性词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您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陶冬：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国计民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题目。我不觉得老百姓对宏观经济的关注是今年才开始的。相反，中国老百姓对经济的关心程度，比美国、德国、巴西的普通百姓更甚。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包括过去和现在），象中国的国人这样关心GDP的。
2007年的一个特点是：宏观形势变得与我们更贴近了，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更相关了，宏观经济不再仅仅是GDP和五年计划，而是通货膨胀、加息、股市、楼市。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经济学家，如何才能做到预测准确？有哪些基本要求？除了预测，经济学家还应该更关注什么？
陶冬：世界上没有准确预测的灵丹妙药。预测有对有错是自然的，难以避免的。不过预测成功的概率与你所下的功夫有关系。要多看多走多想，不仅要与政府官员们见面，更要和企业家多聊，与市贩走卒多聊，与家庭主妇多聊。许多时候，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经济生活中的大问题。
我今年在通货膨胀预测上就是这么做的。没有听政府讲的，多听农民、主妇讲的。我们从年初就预言中国通胀到2008年中达到6.5%甚至8%。这个在当时是耸人听闻的，也不为政府所接受。结果6.5%的目标提早8个月就实现了。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在某个预测上，您与其它学者的预测差别较大，您会怎么做？
陶冬：如果我发现自己的预测与其他人很不相同的话，我会重新审核一遍自己的假设、推理和模型。假如结果还是很与众不同，就会订上机票，搞一场全球路演，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为什么与众不同。市场不需要又一个和别人差不多的预测。一个深思熟虑的，与众不同的预测，就有价值。如果这个预测在市场上可操作，并能为客户赚到钱，客户一定喜欢你。我认为好的研究必需具备三个特征，１）前瞻性，２）可操作性，３）与众不同。我们的听众不是经济学家，预测中你是3.5%，我是3.7%，这对经济学家来讲可能挺重要，对一般听众则并不重要。可能他刚一出门，就不记得你的是3.5%，还是3.7%。但是如果你说7.3%，很与众不同，又有一个故事，他就记得了。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投行的经济学家（即市场经济学家，卖方经济学家），您有什么样的体会？与学院派经济学家，您认为有哪些差异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陶冬：投行经济学家只有一个存在的理由，那就是替客户赚钱。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必须与市场需要结合，必须可操作，而且研究推出也要讲究时机。我们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研究重点，更多是中、短期的。这可能是与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差别。
投行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讲的观点必须吸引人的注意。我们的客户可能一天见4-5个人，观点不鲜明，没有可操作性，很难吸引他的注意力，吸引不到注意力，他就记不住你。所以我们的故事不仅要观点准确，还要包装得好。不过一个真正好的经济学家，他心里必须想着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
《第一财经日报》：您平时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如何分配时间？研究、参加会议、拜访客户，分别会占怎样的权重？您最密集的时候，一个月能飞多少个国家？
陶冬：我大约有60%的时间在外旅行，见基金经理、企业高管、政府官员，足迹遍及亚、欧、美大陆。近几年还得去南非、巴西、澳大利亚。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走7-8个国家十多个城市。最密集的一天有12个会（每个会大约一个小时），包括一个早餐会，两个午餐会，两个晚餐会（回到酒店里肚子却是饿的——餐会上，别人在吃我却在讲）。
曾经有一次，早餐在波士顿，之后在纽约见两个客户，然后在芝加哥开两个会，晚上到丹佛时已经是夜里11点（波士顿时间凌晨两点）。进入酒店房间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与客户交流。今天见到你的客户知道你在外面出差，没见到你的以为你在办公室，希望你立刻回复他们。当分析师一身光鲜，出入于高级酒店和餐馆之中，周旋在高官名人之间，高谈阔论，左右顾盼，其实十分辛苦。
《第一财经日报》：明年的经济热点问题，会有哪些？对这些问题，您的初步的判断是什么？
陶冬：对于明年的经济热点，我认为有三个：通货膨胀会不会居高不下；房地产调整持续多久；美国会不会进入衰退。我认为通胀下不来，房地产调整长不了，美国经济肯定放缓但是否进入衰退，则很难讲。再有一点，我认为全球农产品价格还得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