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面临违规者的挑战--再谈安然破产调查案
安然一案是个破产案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下，破产是一件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安然破产之所以会变成重大事件，并不仅仅因为它巨无霸的公司规模，还因为破产的突发性。它是在"形势大好"的虚假繁荣之下，突然化为灰烬。假如它的真实面貌是随着事实上的衰败同步披露，那么，股票持有者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逐步撤离，至少不会象弗罗里达州参议员愤愤地展示给大家看的那样，在整个衰落的过程中，该州的退休基金，受安然制造的假象迷惑，继续成百万成百万地买进很快就将一钱不值的安然股，蒙受重大损失。如果没有假象的掩护，安然破产虽然会造成对经济的冲击，但是，冲击的力度将会明显减弱。
这样一个突发的重大事件，"突发"的原因恰是"反常"。人们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往往把政治和经济的纠葛一起拖出来审视。但是，假如作进一步梳理，既把它们各自的问题理出来，也看它们的纠葛连接点，这样兴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此案涉及经济和政治两套运作，而在两套运作中，又都同时涉及违规违法问题和法规本身是否健全的问题。进一步导出的是涉及这个制度是否具有调查违法和同时修补漏洞能力的问题。
安然维持假象，钻的是一个古老的会计漏洞
在经济运作这部分，最触目的是安然财务状况假象。
安然令人想起几年前巴林银行的破产。这样的大事件，一般都会同时涉及违法和法规本身缺陷的问题。例如，在巴林银行事件中，固然有人违法。可是，人们更关注的是银行制度本身的漏洞。这些漏洞造成了银行被"抢"。巴林和安然的区别，只是动手"抢银行"的是低阶还是高阶职员。
然而，就像巴林银行的那名年轻人是否被送进监狱，并不是巴林事件的关键一样，安然案主管可能涉及的造假帐、非法内线交易等违法犯罪问题，只是此类案件的表面层，人们更关心的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如何亡羊补牢。有着冲动想违法捞取巨款的人，可能永远不会杜绝，就像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的，百分之七十九的美国人并不信任大公司主管的个人操守。要害正是在于，制度漏洞本身，才提供了违法成功的可能。
巴林事件之后，曾经引起短暂的恐慌。这种恐慌之所以会很快平息，并不是因为刑事罪犯被绳之以法，也不是巴林很快找到买主，而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制度中的人，都知道这只是是一种技术漏洞。巴林事件警告了所有的银行。出于自身的利益，银行会尽一切可能从制度上修补，尽可能防止同样的"被抢"事件发生。今后作同样的"抢劫"将会困难得多，至少可能"抢劫"的规模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安然事件也是如此，在国会、司法部和媒体三路并进，轰轰烈烈的调查后面，是专家们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方式的抢银行事件"作制度性漏洞的分析和修补方案。
对于安然，虽然在技术上由于利用现代股市的运作，现代造假变得复杂，但是，其本质仍然相当于造假帐这样一个古老的罪行，只是这样的违规冲动通常受到预设制度的监管约束，这个约束就是独立的会计和审计制度。现在，在美国的会计和审计之外，虽有一些类似公共会计师公会这样的管理机构，却缺乏实权，没有强有力的、对会计审计的进一步常规监督，而独立的司法系统只形成一种外围威慑。在过去，这样的设置也能够维持基本正常的运作，但是现在安然一案证明，现代大公司能够给出的巨额利益，已经足以突破会计和审计机构对法律的畏惧，使得安德森这样的会计公司公然铤而走险。现代造假的运作复杂性，也使得公司造假甚至都需要会计公司的指点协助。这也是安然需要安德森会计公司在担任公共会计师之外，同时支付巨款让安德森兼任审计和顾问的原因。安德森仅收取安然顾问费一项，就高达两千七百万美元。
因此，人们纷纷预测，下一步在经济运作部分预料将会出现一系列的修补改革。例如可能出现强化会计审计独立性的制度，避免今后再次出现安德森公司身兼安然的会计、审计、顾问的三重职责；可能限制会计公司对固定客户的连续服务年限。安德森为安然提出的钻制度漏洞的建议，包括大量在避税国建立子公司免税甚至获得高额退税，以及大量的资产负债表外交易，今后可能受到更严格的约束；原来已经管制相当严格的内线交易，估计也会遇到更严厉的管理法规；另外，更可能的是，会立法建立独立的、针对会计审计公司的常规监督检查机构。
安然假象主要是利用了经济领域制度的不够完善。迄今为止，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是宏观经济制度出现本质问题，而是限于技术层面的检讨和修正。就象巴林事件的发生，并不导致人们认为必须改变金融界的基本秩序和结构一样。只是较之过去，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公司走向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过去存在的利益诱惑、可能发生的违法、以及带来的冲击，都随之膨胀扩大了。
市场经济的运作历史，就是随着不同形式的违法行为的发生，不断修补规章制度漏洞的过程。所以，这样一个风波，估计会带来大量的技术修补性的立法，却并不至于会带来经济界对宏观经济制度失去信心而产生的巨大恐慌。
政治捐款
在迄今为止的调查和新闻发掘中，还没有看到在安然垮台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给了它超常援助。人们对安然一案中所谓"金权"是否勾结的疑惑，主要是安然在膨胀暴发的过程中，是否得益于行政分支在政策制定中的超常支持。怀疑的根据，也是"金权勾结"一说的来源，那就是美国的政治捐款制度。我们还是必须在这里把政治捐款这个纯属政治领域的问题，先孤立起来审视。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用的"政治献金"一词，是一个相当含糊的用词。使得对这个制度不熟悉的读者，想当然地与"暗中行贿"相联系。新闻报道中，也常常使用"某某政治人物收取了多少献金"这样并不准确的词句。实际上，只是各党派的政治人物分头进行公开的政治募款，在得到的政治捐款中，也包括安然公司的捐款。而政治捐款制度是美国政治运作中的公开合法的制度。它源于美国人对于政党政治的基本理解。
在美国人眼中的政党是一种很草根性的东西。那就是一些对管理这个国家的方式具有相同见解的人聚集在一起，向民众宣扬自己的主张，获取多数民众的赞同之后，他们的代表就可能被民众选上去，得到一个机会，尝试他们的管理方式。管了一段时间民众看看不行，就另选它党，换一种管理方式，看看是不是管得更好。如此对政党的理解，导致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拥有"当然永远正确"的光环，他们承认自己的主张是在实践和民意的调节下不断修正的。
所谓政治捐款，就是赞同某种管理国家的方式的人，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用于向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从而争取大众手里的一张张选票。政治捐款和贿赂有本质的区别。它不进入私人腰包，它的来龙和去脉必须高度透明公开，随时接受民众审查。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部分。
最初的政党经费和竞选费用都是微乎其微的。两百前年，一场竞选演说下来，也就是买几箱啤酒大家喝喝。当然，两百年前的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也要低得多。随着历史的发展，政党的维持和竞选费用必然随着经济发展和民众政治参与度的提高而大幅增长。相应地，美国也开始在制度上对政治捐款进行规范。
政治捐款使得政党有可能获得经费宣扬自己的政见，有可能取得民众支持，得到几年的管理国家的机会，也就是有了几年的政权，这就是美国的金钱和政权的结合点。美国人公开承认，政治和金钱的完全隔绝是不可能的，宣传政见和政治运作事实需要金钱。他们只是承认现实，并且在政治捐款的制度管理上，通过实践逐渐修正，寻求一个较佳方案。
美国人当然也看到另外一种无需政治捐款的政党模式。那就是许多国家尝试过的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没有竞选的问题，也就没有竞选所需要的庞大支出。似乎避免了金权结合的疑问。但是，美国人认为那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风险。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竞选的制度，在本质上无法解决党政分家的问题，民众可能从根子上失去了选择如何管理国家的权利。而不收取竞选经费，并不意味着政党运作就不需要金钱，并不意味权就能够与金钱隔绝。恰恰相反，在这种制度下，党库和国库往往合二而一。
一旦有了关于政治捐款的法律之后，这个政治运作的部分，就同样存在"违法"和"制度漏洞"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过去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就揭露了民主党得到的募款中的一些违法问题。例如法律规定只有个人才能够作对竞选候选人的政治捐款，捐款的金额不得超过一千美元。假如要违法多捐，把一个人或一个公司的钱分摊到几个人头上，再冒用他们的名义捐出去，就是违法的，是刑事犯罪。
安然的捐款，迄今为止还没有非法捐款的问题，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上的漏洞问题。而且，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没有解决的老漏洞。那就是捐款的"硬钱"和"软钱"的问题。
所谓"硬钱"，是明确用于某个政治家的竞选经费帐户。竞选经费就是用于取得"权"，因而受到严格的控制：只能是个人捐款，每人不得超过一千美元，以制度限制参选的政治家被大金主收买。而"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的非竞选开支的帐户。此帐户可以接受私人企业的捐款，而且没有上限。问题出在有些软钱的用途很难严格监督。例如雇佣的人员，购买的设备等，很难限制它绝对不用于竞选。普遍认为两大政党都有一定的违规操作挪软钱用于竞选的行为。
既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制度上的老漏洞，为什么不尽早补上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简单的一个原因是硬钱确实不够用。基于现在的法律对于个人竞选捐款的限制，根据现在硬钱的募款水平，募来的钱肯定不够用。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政治捐款中的软钱，由于不是私下的巨额贿赂，捐款和募款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还是受到外围的制度设置的监督。使得金权之间的关系，长期来并不形成非常紧迫的耸人听闻的交易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软钱的改革一直在国会辩论，在酝酿，但是还没有完成重大的立法。
这种外围的制度设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捐款的透明度。每一笔捐款都是公开的，可以随时检查。还有民间组织不断公布捐款大户的名单和金额，触目的捐款者总是监督的主要目标。这种监督来自国会、来自对手党、来自新闻机构、民间团体等等。最重要的制度设置之一，还是民众手里的选票。由于捐款是公开的，假如一笔合法软钱的收受，导致了明显的违反民众利益的、捐款户得益的政策，那么，独立的媒体不会放过这样的新闻，国会不可能不调查，民众团体不会放弃向民众的宣传，专家会不断地在电视里作专业的分析评论，利益受损的民众会提出诉讼，独立的司法机构不会不严格审理，一大番热闹下来，后果将直接影响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四年一度的大选，民众一人一票开始起作用。案发后整套系统的即刻启动，这正是我们今天在安然案发生后看到的景像，只不过因为调查刚刚开始，戏还没有充分展开而已。在美国，政权，一个政党管理国家几年的权利，并不是几个金钱大户授予的（事实上每一个大捐款户在总的竞选基金中的比例，都非常小），而是拥有一人一票的民众授予的。选举制度、连同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使得政治人物对捐款大户的超常支持不会无所顾忌，发生金权勾结、损害民众利益的可能，都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
在考察美国的政治制度时，忽略整个制约和平衡制度的复杂系统运作，把政治捐款可能产生的问题与这套系统隔绝开来看，金权关系就被无限夸大了。同样，在考察一党专政制度时，假如忽略制度中所缺乏的制约机制，忽略由此必然导致的权力膨胀、侵占民众自由空间的结果就未免过于乐观。
在美国，补上软钱的制度漏洞，成为最近几年国会立法重大议题，最新的国会改革方案是提高硬钱捐款上限，限制软钱的捐款数额。安然事件的调查刚刚展开，不论最后行政分支被查出对安然是否有过不当支持，预料安然事件还是将成为对美国政治捐款制度改革的一个大的推动。2月14日，众议院终于通过了竞选财务改革法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立即表示，参议院将抓紧辩论。
民主制度必须有自我修补功能
在考察了经济和政治相对独立的部分之后，我们再涉及二者纠葛的部分。由于美国的政治捐款制度，使得安然案发生之后，人们对于它与政治相关的部分提出疑问。其实，这样的疑问也是分为两部分。一是曾向安然公司为自己的政党募集政治捐款的政治人物，在参与政府决策的时候，是否给予安然超常的政策优惠。二是曾向安然公司为自己政党募集政治捐款的国会议员，是否因此在调查中对安然网开一面？
对于第一个疑问，其实不管是否有捐款问题，疑问永远存在。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都是由人在操作的。政治捐款能够产生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是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可以由于血缘、友情、感情、利益等等原因，产生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关系自然会相互照应。人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弱点，这就是美国人认为政府是靠不住的根本原因。
美国政治中其实一直有一些公开的交易。例如一些人以对竞选作出的某种贡献，换得他或她所支持的总统上台之后，得到美国驻某国大使或参赞之类的闲差。白宫也总有一些由纳税人支付的、由总统安排亲信的、类似"顾问"这样的差事。还有如克林顿发明的、给软钱大金主住一夜白宫林肯套房这样饱受讥讽的"优待"，这些做法都是基本得到民众谅解的。民众谅解的原因，除了他们理解总统也是人，也有必须处理的人情问题，也必须尽可能在合法范围内募款，更在于这样的情况是有限的，是公开的。政治操作的透明和公开，是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制度设置。行政分支有些操作即使当时并不公开，也必须留下完整记录，以备今后解密和接受审查。正是透明和公开在逼迫政治家自律，违规由此被限制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例如大赦是宪法规定的总统特权，但是由于它的公开性，总统大赦很少惹人非议。克林顿是极为罕见的、在下台前最后一刻赦免了有重大争议罪犯的总统。
所以，在这一部分，管理国家的行政分支所拥有的行政特权、以及它的范围，始终是备受争议的题目。在"水门"案发生以后，尼克松总统的工作录音是否属于行政特权范围，是否必须交出，成为调查"水门"案的一个关键。行政分支负责具体地管理这个国家和处理对外事务，步步为营地束缚它的手脚，显然不利于它的工作，这也是必须有行政特权的原因。但是，确定它的范围始终是困难的。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民众一旦对它的政策出现疑问，就会要求白宫交出即使原先确属于行政特权而不公开的资料。这个时候，独立的司法就有权对资料是否属行政特权范围作出判定。
现在的副总统迪克·切尼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他领导制定能源政策的小组。行政分支的能源改革，当然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在失败的时候，或者局部出现问题的时候，民众就有权质疑他的决策过程是否正常，是否对安然有超常支持。在行政分支拒交资料、强调行政特权的时候，就必然走向司法判定。司法独立的设置在这个时候变得重要。现在，已经有包括总审计处在内的至少三个机构对白宫提出控告，要求白宫交出与安然相关的文件。在安然一案中，即使司法分支在民众知情权和行政特权之间最后权衡之后，判定后者为重，使得白宫得以暂时不公开资料，而只要同时民众仍然坚信其中必有损害民众利益的隐情，那么，在下一次选举中，民众手中的选票，仍是他们最后的最有效的发言机会。
对于国会是否坚持公正调查的问题上，道理是一样的。由于政治捐款是公开的，因此，一旦安然成为一个调查对象，媒体首先就是向大众公布各国会议员曾经向安然公司募款的具体数字。国会议员在开展调查之前，就必然会纷纷以捐款或其他方式摆脱安然捐款，以建立维持公正调查的前提。这又是新闻自由、政治公开和选票在民众手中的多重效应。
美国国会此类调查的听证会都是公开在电视上进行的。受到公众现场监督的，不仅是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表现，还有负责调查的国会议员的表现。他们的调查是否专业，是否在要害上，每天自有专家在电视等媒体中向民众作出评论。一举一动，民众都历历在目。
今年2月2日，司法部下令，布什行政分支的有关官员必须保存过去三年来政府与安然公司主管接触的一切记录。这些记录涵盖电子邮件、信件、电脑记录、纸条等等一切相关文件。这些都显示了联邦检察官在作安然刑事调查时，调查范围包括可能涉案的白宫官员，这也是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比较有意思的一部分。司法部、联邦检察官都隶属美国行政分支，司法部长是总统任命的官员，但是，由于政治的公开化和官员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使得司法部历来并不成为白宫的保护伞。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逼得司法部长、副部长辞职，都没有能够中止检察官对总统的追查。最后还是以尼克松认输告终。
假如将政治捐款问题，看作是政治可能为利益服务的唯一问题，那是把这部分的问题简单化了。假如把金钱看作是政党政治的唯一操纵杆，也是把美国运作实践两百年的民主制度看得简单了。这个制度的设置是立体的，它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平衡与制约、新闻与言论自由、政治公开化、民众团体的全面监督、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等等，并不是简单的金权交易就能够轻易全面掌控的。虽然，这个制度始终在面临违规者的挑战，每一次挑战对这个制度也都是严峻的检验。
今天的美国人都明白，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们的绅士风范、道德自律，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显得越来越罕见。因此，制度监督变得更为重要。今天的安然事件不论从经济和政治制度两方面来说，在美国都是一个不会被放过的、进行制度完善的机会。安然一案的调查刚刚开始，假如我们不是先入为主地在一开始就彻底否定这个制度的话，那么，即将展开的整个过程，正是我们观察这个制度如何运作，了解它如何解决难题，如何自我修补的一个绝好机会。
